北京共識
 | 此條目之中立性有爭議。其內容、語調可能帶有明顯的個人觀點或地方色彩。 (2017年7月14日) |
 | 建議此條目或章節與中國模式合併。（討論） |
| 經濟體系 |
|---|
北京共識是政治學與經濟學術語，意指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的政治與經濟模式，意義類同於中國模式。
美國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喬舒亞·庫珀指出，「北京共識」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在喬舒亞·庫珀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開發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歷史[編輯]
2002年，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著書力斥華盛頓共識之非：「美國要求中國實施金融市場自由化，不會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它只會促進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狹隘利益，美國財政部就是這個利益集團最堅定的代言人。華爾街巨頭們堅信：中國意味著巨大的金融市場，華爾街必須超越競爭對手、捷足先登、搶占制高點，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情。」「資本市場自由化，意味著控制熱錢的一切措施都要被連根拔起。熱錢不過是賭匯率波動的短期借貸資金，這些投機資金決不會去建立工廠、創造就業。」「為了吸引真正致力於實業發展的直接和長期投資，我們並不需要什麼金融市場自由化，中國自己的經驗就是最好的證明。」
2004年由英國學者喬舒亞·庫珀·拉莫正式發表《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論文[1]。西方政治學家認為它是一種「獨裁現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權」（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2]。
2006年9月，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說，「對別的國家提出治國建議，或規定他們應該怎麼做」，是不正確的；這麼做只是自以為是，只會造成緊張關係，導致衝突。他說，外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毫無意義；如果所有國家、所有勢力集團在外交政策上都能夠像中國一樣小心謹慎，那麼世界就會太平一些[3]。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 ^ 陶儀芬. 「中國模式」賣得出去嗎？. 《天下雜誌》第441期. 2011-04-13 [2019-04-08].
最常被提及的應該就是英國外交政策中心的約書亞．拉莫（Joshua C. Ramo）在二○○四年受高盛公司委託所提出的「北京共識」之說。
- ^ Stefan A.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21 century, Basic book, 2010.
- ^ 祝紅. 专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06-09-11 [2017-03-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2-12）.
來源[編輯]
- Ramo, Joshua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