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如果说，从社会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决不会“过早”发生，那么，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挂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忧虑和恐惧都无济于事。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要想一下子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设想这是可能实现的，那就意味着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局的观点来看，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但是，既然无产阶级这样一来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外，没有别的办法，换句话说，既然它必须一次或数次夺取它，以便最后持久地掌握它，那么，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伯恩施坦理论的〕这一方面也会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方针，也就是放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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