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

公娼指公开登记营业，纳税并接受政府管理（例如定期体检）的性工作者。与公娼相对，不对政府公开自己卖淫身份和收入的为私娼。公娼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允许合法卖淫。

日治时期，总督府引进公娼制度、比照日本内地管理，台湾各地取得执照的娼妓与业者可在特定区域，即“游廓”，合法提供性交易。相较之下，“私娼”、“密卖淫”则沦为地方警察取缔的对象。1896年，总督府陆续在台中、台南、高雄等主要城市设置游廓，并实施公娼制度，以保护日籍男性做为统治者的健康与满足其需求为目的。 为了避免男性日人感染性病，性工作者取得“合法营业执照”，必须定期接受性病检诊，不得随意离开位处城市边缘地带的游廓，并常有地方风俗警察抽检居处。本就出于生计所迫而成为娼妓的妇女，透过官方身体检查被公权力贴上标签，划设特定区域管理则局限其身体自由，使得公娼在台湾社会接受度极低，且私娼仍频。

战后，中华民国政府借由《台湾省各县市特种酒家管理办法》及《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娼妓办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发放“妓女户许可证”，仍变相允许公娼续存；直到台北市议会在 1997 年通过废除《台北市娼妓管理办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而《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娼妓办法》在2002年废止，才终结合法性交易在台湾的历史。此议案从而引发领有执照的性工作者出面抗争，妇运分成主张性自主权的“性权派”、主张立法保护女性的“妇权派”，并与要求维护工作权、倡议性工作者的去污名化的“妓权派”进行辩论。就台湾的情况来说，合法性交易本身，形同助长了以性与劳力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性工作者的身体健康与工作条件一再被忽视，而允许卖淫维生的政府本身，也未善尽“保障生存权”的职责。

参考文献

陈姃湲（2013），〈洄澜花娘，后来居上──日治时期花莲港游廓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1卷，页49-119。

陈姃湲（2010），〈在殖民地台湾社会夹缝中的朝鲜人娼妓业〉，《台湾史研究》，17卷3期，页10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