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簡稱政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82年) 第二條

但實際上，在中國政壇，中共黨委、政府處於權力「一線」，人大、政協為「二線」。很多正省部級官員在卸任黨政職務「退居二線」時，都會到人大或是政協任職，被形容為「政治花瓶」現象。

發展歷程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三條規定：

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

1980年8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強調：

1. 憲法應當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
2.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3. 要體現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
4. 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

198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 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8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我們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指領導體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時任國務院總理）、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9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並要求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鄧強調：

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過多干擾行政機構的工作。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優勢不能丟。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我們要搞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民主還是個手段，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代總書記趙紫陽作了題為《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等。十三大還首次實行了差額選舉，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後鮑彤又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1989年，隨着六四事件的爆發，趙紫陽等改革派被免職，政治體制改革陷入停滯。

2005年，中共中央轉發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於進一步發揮全國人大代表作用，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度建設的若干意見》。人大、政協正在逐步改變以往被視作「二線」的現象。各級人大代表針對政府工作報告，對其提出質疑與批評意見的情況在全國各地廣泛出現。

201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推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有學者認為機構改革被視為是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國政治結束黨政分開，回歸改革開放前「黨政合一」的體制。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權力被削弱，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

參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
•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 對習近平的獨裁統治爭議